海南百年鸟类调查:发现16种新鸟类 上百种鸟消
2019-04-20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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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于南海的海南省,是中国唯一的全热带省份,鸟类多样性高,有较多的热带鸟种。海南也是每年候鸟迁徙路线的中途站之一,曾经记录过的鸟种达440多种。

  海南鸟类的记录史,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但鸟类真正载入书籍,则是从海南有志书的年代开始。对鸟类的科学调查,则始于19世纪下半叶,由几位来到海南岛的外国博物学家开创,此后绵延百余年。

  近日,坚持10年之久的“海南越冬水鸟调查”正式发布。借此机会,海南周刊推出《海南百年鸟类调查》专题报道,全面梳理百余年来对海南鸟类的调查史,以及海南特有的鸟类、从海南消失的鸟类,还有幸存鸟类的生存状况。

  “整整10年了,国内沿海省份的越冬水鸟调查,没有哪个省份能够像海南经常性全省调查越冬水鸟,没有哪个地区能像海南坚持这么多年。”临高新盈彩桥保护区内,香港嘉道理驻海南保育主任卢刚一边手持望远镜观鸟,一边说。

  从2003年12月第一次调查开始,海南越冬水鸟调查项目进入第十个年头。近日,香港嘉道理中国保育发布了《“海南越冬水鸟调查”10年总结》。通过调查,卢刚他们基本摸清了海南冬季水鸟的种类、数量和分布情况;发现了多个海南鸟类新记录,丰富了海南的鸟类物种多样性;也提升了海南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的鸟类监测能力,培养了一批鸟类调查员和观鸟爱好者。

  “为什么搞海南越冬水鸟调查?这和临高新盈有关。”在卢刚看来,新盈是个福地。

  那是2003年1月,当时还在中国林业科学院做博士后的张国钢一行数人,在海南进行黑脸琵鹭越冬栖息地调查。

  那时候,黑脸琵鹭这种美丽精灵,已经从海南岛上人类的视线多年了,被列入了世界濒危物种红皮书中。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也将之列为生态环境的指示性物种。

  “海南曾是黑脸琵鹭主要越冬栖息地之一,但从1980年代初以后,海南就没有黑脸琵鹭的发现记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国钢和海师大的研究者们才能根据中国林业科学院和国际野生保护基金会的一项科研合作计划,到海南进行黑脸琵鹭越冬栖息地调查。

  期间,他们跑遍了海南岛的河流入海口和海岸滩涂,终于在1月12日下午,在临高新盈镇彩桥村的红树林湿地中,看到了11只黑脸琵鹭。

  “这次考察的发现可以确认,当时在海南已有一定数量的黑脸琵鹭越冬种群。”卢刚说,正是这次让人有些喜出望外的发现,成为此后每年冬季开展海南越冬水鸟调查的肇端。

  “有必要对海南岛进行更为全面和详细的调查。”张国钢解释说,海南沿海有许多生态环境类似于东寨港和清澜港等的港口及海湾,如后水湾、北黎湾、陵水湾、黄龙港和望楼港等。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以及水鸟资源状况的调查尚属空白,而这些地区对水鸟的越冬同样也很重要。因此,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调查。

  于是,原海南省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和海南师范学院共同发起海南越冬水鸟调查,中国林科院、香港嘉道理和香港观鸟会均派人参加,共同开始了对海南岛沿海湿地的越冬水鸟状况的全面调查,先后参加调查的还有中国鸟类环志中心、东寨港自然保护区等。

  几年后,临高彩桥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成立,黑脸琵鹭终于在这里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越冬栖息地。

  也许是天意,2013年1月12日,恰值黑脸琵鹭在海南重现十周年的日子,在彩桥村,“海南越冬水鸟调查”项目科考队首次在海南本岛发现珍稀物种灰林鵖。

  几天后,海南日报记者随卢刚一行,再次在这里发现了15只黑脸琵鹭,创下了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多的黑脸琵鹭。

  “鸳鸯,在大半个中国都极为常见,在海南却很罕见。”卢刚说,作为一种著名的候鸟,鸳鸯一般是春季经华北到东北繁殖,冬季再到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越冬,一般很少飞到海南。

  然而,越冬调查却让他们有幸在海南发现了鸳鸯。那是2004年,香港嘉道理观鸟专家李国诚带队在海南中部做调查时,途经海榆中线琼中湾岭镇一个山庄时。

  “这是鸳鸯首次在海南被发现。”卢刚高兴地说,这个山庄就是以后闻名海南的古月山庄。

  “这10年调查基本摸清了海南越冬水鸟的状况。”他说,海南岛越冬水鸟的数量相对于周边地区并不算多。

  在数量上,每年调查录到的介于4581只到20553只之间;在种类上,多的年份能记录到65种,少的年份则只有49种。

  历年累计记录到81种水鸟,其中数量较多的为白鹭、环颈鸻、青脚鹬和栗树鸭。从类别上看,鹭鸟和鸻鹬类的数量较多,其次是雁鸭类和鸥类,其它水鸟极少。

  “10年间我们发现的海南鸟类新记录有16种。”卢刚一一介绍说,这些鸟类包括:针尾鸭、琵嘴鸭、绿头鸭、凤头潜鸭、鸳鸯、大勺鹬、长嘴鹬、流苏鹬、黑尾鸥、灰林银鸥、白琵鹭、翘嘴鹬、紫水鸡、黑领椋鸟、金翅雀和灰林鵖。此外,还有白腹海雕和渔雕这样极为难得的珍稀鸟种记录。

  “如果说全亚洲的观鸟人都为黑脸琵鹭疯狂,这丝毫不为过。”卢刚说,海南越冬水鸟调查源于黑脸琵鹭的重新发现,也一直与黑脸琵鹭的调查息息相关。

  这是一种十分可爱的鸟类,它们生性安静,从不主动攻击其他鸟类。它们在海南“度假”时,常常悠闲地在红树林和滩涂上觅食,用小铲子一样的长喙插进水中,一边涉水前进一边左右晃动头部“扫荡”,捉到水底层的鱼虾蟹,还有虫、草;飞行时,它们的姿态优美而平缓,颈部和腿部伸直,有节奏地缓慢拍打着翅膀。

  太过美好的事物往往会引来贪婪的眼神。正因为这样,它们的种群数量越来越少,世界上仅存600余只。

  “我们每年的调查日期与黑脸琵鹭全球同步调查相同或接近,为期3-8天。”卢刚说,每次越冬水鸟的调查地点,都是从水田、淡水沼泽到水库,从咸水鱼塘、红树林到潮间滩涂,细细搜寻。全省共需调查70多个比较典型的水鸟栖息地。

  “在这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批有重要保育价值的水鸟栖息地。”他说,冬季水鸟数量较多的是东寨港、清澜港、洋浦湾和三亚,种类较多的是东寨港、清澜港、四更和新盈。

  在卢刚看来,这几个海南最重要的越冬水鸟栖息地各具特色:东寨港以雁鸭类见长,鸻鹬类也不少;清澜港会文一带滩涂是一个很稳定的鸻鹬类越冬地,种类丰富;洋浦港是鸥类的乐园,在海南其它地方难得一见的大型鸥类可在那里寻获;四更则是海南最重要的黑脸琵鹭越冬地,并不时有惊喜鸟种出现。

  “首次越冬水鸟调查在栖息地上最大的发现,莫过于发现了北黎湾。”他说,2003年12月,他们在东方市四更镇发现了这个迄今海南最重要的黑脸琵鹭越冬地。如今,出于对黑脸琵鹭保护的重视,那里已经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除以上几个沿海的滩涂以外,海南还有一些小型的淡水类型“私人保护区”值得关注。

  想看栗树鸭的话,澄迈桥头的花果山庄是首选;想看紫水鸡、水雉和董鸡可以到昌江海尾湿地公园;想看白鹭纷飞的场景就去文昌大致坡的名人山庄吧。

  海南有高达61.5%的森林覆盖率,越冬水鸟应该很多,但10年的海南越冬水鸟调查数据显示,海南历年越冬水鸟数量竟比不上香港一个自然保护区多,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探究。

  2009年1月,一则令海南观鸟人为之欣喜若狂的消息迅速在圈子里传播开来:海南发现了全球最濒危的鸟类勺嘴鹬!

  最先发布这一消息的是英籍观鸟导游Paul Holt,他受人之托在全球寻找这种全球迄今仅存不到100对的珍稀鸟类。那年春节前夕,他带着全套设备,终于在海口美丽沙发现了一只勺嘴鹬。可惜的是,如今这里已被填海造地,成为一个高档楼盘。惊鸿一瞥的勺嘴鹬,至此再也未能在海南被发现。

  “海南的越冬水鸟很少,房地产开发或可部分解释其中缘由,但还有更多的因素。”香港嘉道理中国保育驻海南保育主任卢刚认为,海南有高达61.5%的森林覆盖率,越冬水鸟应该很多,但实际上却非常少,“非常值得探究。”

  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邹发生教授曾在海南岛山区拉网,给一只红胁蓝尾鸲上了环志;翌年差不多同时同地,他再次拉网,又“邂逅”了这只鸟儿。

  “全球8个候鸟迁飞区(迁徙路线个途经我国。”他说,国际上已知鸟类9000多种,其中4000种是候鸟,“除非发生意外,迁徙的时间、途径年年不变。”

  8个迁飞区中,与海南相关的是跨太平洋的“东亚/澳大利亚迁飞区”。该区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候鸟来回途经我国东部沿海省份。该迁飞区仅鸻鹬类水鸟就有55种约500万只个体,每年大规模来回迁徙。

  “然而,海南岛并不处于候鸟迁徙的主线路上。”卢刚说。海南日报记者留意到,东亚/澳大利亚迁飞区的5条主要线条从海南岛东南侧擦边而过。这条线路北起西伯利亚,一路基本沿着东亚大陆海岸线向南,在珠江口附近越海掠过海南岛直达越南中部,再经马来亚、爪哇到澳洲。

  10年的海南越冬水鸟调查数据,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卢刚的说法:统计到的海南越冬水鸟历年数量来回波动,一般在5000-10000的区间内,“这还比不上香港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来的多,那个米埔自然保护区统计到的鸟类数量是海南全岛的5倍还多。”

  然而,这并非唯一的原因。卢刚说,自开展越冬水鸟调查以来,海南水鸟数量和种类都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原因何在呢?

  2010年3月21日,三亚湾上空发生一件怪事。大批白鹭长时间盘旋空中不下,几度欲停栖,又突然飞高转向。专家们认为,这种群体行为很少见,很可能与其栖息地三亚河被污染有关。三亚河污染由来已久,虽历经整治,依然未能根除。海南日报今年1月就曾再次报道其受污染情况。

  卢刚认为,环境污染对鸟类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水生动物体内的微量农药和汽油、柴油等通过食物链的途径在鸟类体内富集,造成鸟类大量死亡和不能正常繁育。他举例说,麻雀在内地很常见,海南却很少见,但历史上海南的麻雀很多,“麻雀的减少可能与农药的大量使用有关。”

  人类与鸟类“争食”,是破坏栖息地的又一因素。无论是淡水还是咸水水域,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渔网、渔船,大小鱼虾尽收网底,水鸟们也只能艰难地觅些漏网之鱼了。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民航海南管理部门曾统计,2004年1-9月,海南省机场空域飞机遭“鸟弹”事件9起,其中1起就是迁飞的白鹭所为。该部门分析认为,飞机频遭飞鸟撞击,原因包括机场周边鸟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减少或消失等。我省的美兰和凤凰两个机场均临近湿地,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附近湿地的生态环境。

  另一重要原因则是人类开发所导致的栖息地面积下降。“2007年底曾在三亚市区一个鱼塘发现3只黑脸琵鹭,现那里已建成一个大房地产项目。”卢刚说,栖息地遭破坏乃至消失,会严重影响越冬水鸟的繁衍生息。曾有一段时间,海南大量湿地面积被虾塘占据,幸而2008年起我省开展了大规模退塘还林活动,收效明显,但造成的损失已不可弥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勺嘴鹬,其迁飞栖息地的减少是其种群减少的主因。勺嘴鹬在西伯利亚繁殖,在东南亚等地越冬,途经中韩等国,其中的重要一站是韩国的新万锦湿地。2006年该湿地被围垦,导致勺嘴鹬在迁徙途中无处歇脚,成为该鸟种大量减少的致命一击。此次围垦还导致整个区域的鸻鹬类数量下降超10万只。

  “那只紫水鸡状态非常好,羽毛很漂亮。”香港嘉道理观鸟专家李国诚讲过一个在海南发现世界级濒危鸟类紫水鸡的故事。

  2008年1月间,海南野生动植物保护局工作人员和专家们一起搞越冬鸟类调查时,在一家饭店看到有农民拎来1只塑料袋,问店老板要不要收购野鸟。调查组成员打开塑料袋一看,赫然发现是海南从未记录过的紫水鸡。“好险哪!”卢刚说,紫水鸡号称世界上最漂亮的鸟类之一,如今在我国非常罕见。

  “海南捕鸟其实不算严重。”卢刚说,其他省份如最邻近的两广沿海,迁飞季节一来,只要有滩涂,就有密密麻麻的迷网(捕鸟的网)。而在海南,他从未看到有人在海边放迷网。“当然,这也可能是海南水鸟密度很低,没有捕杀的商业价值。”

  鸟类对于人类的利用价值主要有3种。一是取食。例如,金丝燕在我国仅海南大洲岛等地有分布,数量极其稀少。由于无序采用,现今该岛上只剩下十几只。

  二是药用。“最典型的是褐翅鸦鹃(毛鸡)。”卢刚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毛鸡酒有较高药用价值,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专业猎人从广东等地到海南岛猎毛鸡。仅1970-1973年,每年被猎获的毛鸡数量就有200万只之多。到1998年普查统计时,全岛仅记录到千余只。

  三是养宠物。绯胸鹦鹉曾广泛分布在海南岛南部地区,常常十几二十只一起欢歌觅食,如今却已难觅踪迹。

  香港中文大学Richard Lewthwaite教授曾说:“百多年前海南的鸟儿很多现在已看不到了。”参考以往的文献记录,会发现消失的鸟类包括:豆雁、棉凫、花脸鸭、罗纹鸭、灰鹤、小青脚鹬、大石鸻、距翅麦鸡、黑嘴鸥、海南鳽、黑头白鹮、卷羽鹈鹕、斑嘴鹈鹕、白头鹮鹳、秃鹳、红喉潜鸟、短尾信天翁等。

  “但是,海南还是有不少受到良好保护的区域,这些地方水鸟数量和种类都会增长,如东寨港、新盈和花果山庄等。”卢刚还表示,仅用10年的调查资料来对一个地区鸟类变化趋势做出评价是很肤浅的,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应该可以把调查继续做下去,使之成为海南群众性观鸟活动的一个品牌,也成为观察海南环境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

  海南鸟类的记录史,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17世纪以来编撰的琼崖郡志中,已普遍有记载。

  而对鸟类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调查,则始于19世纪下半叶,由几位来到海南岛的外国博物学家开创,此后绵延百余年,直到今天。

  海南鸟类的记录史,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这一点,可以从黎族服装上的鸟类花纹得到证实。

  但海南鸟类真正载入书籍,则海南有志书的年代开始,郡志、县志或州志,往往都会辟出专门的章节,来叙述本地的鸟类。

  “我们的祖先开发建设海南岛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其中鸟类方面的研究史料,17世纪以来编撰的琼崖郡志中,已普遍有记载。”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徐龙辉教授说。

  1688年成书的《陵水县志》,记载了“禽属:燕、鸠、喜鹊、鹦鹉、啄木”等19种。“清朝海南的不少地方志里,不但记载了鸟兽的名字,而且还有形态和生活习性等的简要记录。”他说。

  据香港中文大学Richard Lewthwaite教授介绍,咸丰年间(1850-1861)成书的《琼山县志》,由于在文章中有着大量关于海南鸟类的开创性文章,而被英国博物学家史温侯大量引用。

  从史温侯的引用中可以看出,《琼山县志》记载了很多当地鸟类的名字与故事,其中包含了鸟类的叫声、行为甚至种群数量等众多信息。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次人类引鸟类入海南的故事。《琼山县志》记载:喜鹊并非海南原产,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7),指挥使李翊从大陆携10余只引入。

  此外,因在《琼山县志》中提及而被史温侯引用的鸟类还有:中华鹧鸪、原鸡、池鹭、褐翅鸦鹃、白头鹎、鹩哥与白腰鹊鸲等。

  史温侯的另一篇参考资料来自1735年法国神父、著名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的著作《中华帝国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此书第一卷中有一小节对于海南野生鸟类的介绍,其中包括白颈鸦、赤红山椒鸟和鹩哥。

  Lewthwaite认为,海南的鸟类调查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史温侯时期。

  1868年2月到4月,史温侯对海南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海口到中部山区,还坐船考察海岸,其后完成了海南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之作《海南鸟类学论》(《On the Or-nithology of Hainan》)。

  Lewthwaite表示,这篇当时可谓信息量出众的文章于1870年在英国鸟类家学会的会刊《The Ibis》杂志上被分成3部分发表。

  文中不仅清楚记载着史温侯的行程,还详细描述了他所记录到的172种鸟类,包括发现日期、地点、遇见率、对种群数量的估计、栖息地以及繁殖的特征。对于其中的很多世界新种,史温侯还会认真记录好翅膀的特征与测量数据。

  “史温侯在文中对鸟种的描述,对于我们现在评估海南鸟类种群数量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变化具有很大的帮助。”为此,Lewthwaite举了两个例子。

  有的鸟类数量在减少,例如喜鹊。这种鸟自15世纪中叶从大陆引进400年后,当时在海南的繁衍已经十分成功,史温侯描述了当时自己所见的情况:“喜鹊在海南到处都是。2月繁殖的季节里,衙门大院前的树上便很容易见到它们的巢,其中有一个还建在了椰子树的树冠里面我的两件海南标本与厦门的相比十分相像。”

  然而时过境迁,150多年后的今天,喜鹊在海南却已经极为罕见。1988年以来,喜鹊在海南仅有4笔记录。最近一次是2011年12月10日,在海口长流被目击到2只。

  丝光椋鸟是个相反的例子,它的种群数量大幅增加。史温侯当年几乎走遍海南全岛海岸、主要河流及海口周边,却没有见到一只丝光椋鸟。如今,这种鸟已经成为海南岛海边常见的冬候鸟,在海口和清澜港经常结成1500-2500只的大群活动,11000只的最大群体记录见于东寨港。

  此后的1889-1910年,国外鸟类学家们接踵而来,都是为了来海南寻找新种。这是海南鸟类探索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1889年,英国探险家Whitehead深入海南岛山区,发现了包括海南鳽和白翅蓝鹊等鸟类,对海南岛的鸟类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幸的是,他在五指山因病丧失了生命。

  1893年,Styan根据收集到的一些标本,发表了一些科学新种,当中包括海南山鹧鸪。他剔除了史温侯记录中的一些有问题的鸟种,并发表了更新的海南岛鸟类总数为159种。

  1900年,Ogilvie-Grant整理了Whitehead的标本后,将海南岛鸟类的总数增加到239种。1910年,他再作补充,将数量增加至249种。

  1903年,英国自然学家Alan Owston得悉Whitehead在海南岛的丰富收获后,派采集者胜间田善作到海南进行标本采集。英国富商Walter Rothschild在检查完这些标本后,发表了7个科学新种。

  1910年,Hartert在海南岛作了详细的标本采集,并发现了一些珍稀物种。包括黑脸琵鹭和棕腹隼鵰等,并将发表的海南岛鸟类总数增加到281种。

  此外,1939年,日本人蜂须贺正发表了有关海南岛鸟类的文章,再次刷新记录到286种。

  “民国时期,国内的少数学者也曾在海南作过一些调查采集。”卢刚说。这其中包括1919年曾广证和1936年何锡瑞所做的工作,但缺乏有系统的研究报道。

  国人第一次对海南岛鸟类的系统调查在1934年,当时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派技术员唐善康等,历时1年多,在海南采得标本1000多件。遗憾的是,这次采集没有发表任何报告。

  直到1950年代,我国学者才开始对海南鸟类进行线年,由唐善康的侄子唐子英带领由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组成的调查队,对海南陆生脊椎动物进行了调查采集,共获标本3000多号,包括196种鸟类。

  根据静生生物所1934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1957年、北京自然博物馆1964年的标本采集,以及天津自然博物馆在海南收购的标本,著名鸟类学家寿振黄等在1966年发表了《海南岛的鸟类:I.非雀形目》,提出了19种海南岛的新纪录;著名鸟类学家郑作新、谭耀匡在1973年发表了《海南岛的鸟类:II》,发表了4种新纪录。这使得海南岛鸟类的总数达到317种。

  1983年,徐龙辉等人根据广东昆虫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于1960年到1974年间到海南进行鸟兽调查的文章《海南岛的鸟兽》,为海南增加了31个鸟种,刷新纪录到348种。

  此后,海南动物学者史海涛等人在20世纪与21世纪前后十余年间,进行了海南鸟类调查和观察。他在2001年出版的《海南脊椎动物检索》中,记录了海南鸟类共355种。

  “海南鸟类探索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属于观鸟者的时期。”,据Lewthwaite介绍,1988年至今,各类观鸟者已经为海南新增70名鸟类新成员,包括灰雁、紫水鸡、黑翅鸢、雕鸮、金头缝叶莺、小鳞胸鹪鹛、白喉短翅鸫等,使得海南总鸟种数达到440多种。

  与以往不同,这些新纪录的确定已不再是凭借采集的标本,而是依靠望远镜和相机,甚至是对鸟类叫声的了解。

  Lewthwaite认为,海南各个保护区的建立,捕猎的减少,自然摄影与观鸟爱好者的增加,“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对海南鸟类关注最多的时期”。

  物华天宝的海南岛,鸟类资源丰富。不幸的是,当19世纪博物学勃兴的年代,由于晚清积贫积弱所导致的举国科技失能,让发现、命名海南岛鸟类的大好良机,落在了很多外国科研工作者的身上。

  因中国国势衰微招致的扩张觊觎,因华夏人烟阜盛而诱使的商业垂涎,因九州物产丰富而引发的科学志趣,导致彼时来琼探寻鸟类的人士鱼龙混杂。他们中有一国领事,有走遍东南亚的探险家,甚至还有狼子野心的间谍

  目前我国已知鸟类近1400种,其中166种的模式标本源于中国。遗憾的是,我国的鸟类大多由外国学者命名。

  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初,正值物种发现的黄金时期。列强大肆殖民扩张,各色人等深入世界各地,探寻未知事物,发现野生动植物新种。大量动植物标本随之流入列强的博物馆中,鸟类学也因之得到蓬勃发展,是为鸟类学史上的“大命名时代”。

  晚清的中国,由于政治腐败和列强欺凌,大量外国学者以传教士、驻华领事或考察等身份进入中国进行生物资源的考察和采集,发表了大量鸟类新种。英国博物学家、外交官史温侯(Robert Swinhoe)就是其中一员。

  1854年史温侯年仅18岁来到中国,担任过厦门、宁波、上海及台湾等地领事。领事的特殊身份,给了他在华20余年收获颇丰的博物之旅,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研究和收集鸟类标本上。

  1942年,中国生物学史的奠基人张孟闻在所著《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论述》中这样描述他:“英领事施蕴和(史温侯)尤勤于采集,初致力于冀鲁,既则寓居宁波厦门,间亦南游琼崖。凡有所得,辄送伦敦,著录于英京刊物。”

  他是第一个在海南岛和台湾岛上采集鸟类标本的西方人。因此,他得到的每件标本都成为两岛的第一笔记录,甚至是第一次被描述的新种。

  那是1868年2月23日,在黎母山附近,史温侯深入到当时汉人都不敢轻易踏足的黎族村落,就在村中小树的枝条上,一只歌唱中的小鸟引起了他的兴趣。小家伙的头部在阳光下可以反射出漂亮的金属绿,在阴影处又会变成与背部及脸颊相同的深紫色,从下向上看,喉部及胸部的紫红色则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温侯将其制成了标本,这是他在海南获得的3只叉尾太阳鸟标本之一。

  “叉尾太阳鸟是华南地区很常见的鸟儿,然而这只鸟儿却绝不寻常。”李飞说,史温侯拿着3只鸟儿的标本,在186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海南岛两个太阳鸟新种记录》的文章。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海南岛鸟类的科学论文,叉尾太阳鸟也就因此成为海南岛最早被西方博物学者系统描述的鸟类,另一种被同时发表的鸟类记录是黄腹花蜜鸟。

  1年后,凭借海南的这3只标本,世界新种叉尾太阳鸟诞生了。虽然此后在海南岛以外的更多地方发现了叉尾太阳鸟,但叉尾太阳鸟的模式标本上将永远挂着写有“海南岛”的标签。

  1899年5月,38岁的约翰怀特赫德爵士(John Whitehead)在海南考察时不幸死于疟疾,大英帝国从此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博物学家。

  “纵观19-20世纪到海南岛采集鸟类的外国人,能留下野外第一手观察文字的大概只有史温侯和怀特赫德。”李飞说。

  敏锐的眼力与耳力以及寻找动物时与生俱来的直觉,令John可以在“大命名时代”大显身手。1883年,决心弃商投身博物学的John来到新加坡,目标是神秘的婆罗洲岛北部,那是一个热带生物王国,无数鸟类将自然界的色彩发挥到极致。只在一条河边,John就采集到了13种啄木鸟。

  1887年,John几度登上当地神山基纳巴鲁。由于靠近赤道,基纳巴鲁山的天气极度潮湿,雨一下就是2-3天。保存标本成为一件困难至极的事。但John做到了,而且在基纳巴鲁山一呆就是8个月,发现了无数新种。

  1893年,John出版《北婆罗洲基纳巴鲁山考察》一书,如今已成东南亚观鸟迷书架上的必备。

  李飞介绍说,John的成就并非局限在婆罗洲。从地中海的科西嘉、到菲律宾有食人族的巴拉望岛和美西战争中的吕宋岛,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与成绩。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海南不足3个月里,多半时间忍受病痛而无法正常工作的他,最终留给了鸟类学家250件保存完美的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在海南发现的鹰雕、白鹇,以及在全世界首次发现的白翅蓝鹊和海南鳽。此前,海南被发现的鸟类为159种,而当John在海南的收获于1900年被整理出来后,海南鸟种数量竟飙升到239种。

  “这些文字对于海南鸟类学研究弥足珍贵,也能让现代人感受到昔日海南岛探险的艰难与危险。”李飞说,遗憾的是,在多名队友病重的情况下,他未能下令停止五指山的考察,最终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John在海南的巨大成就还吸引了当时著名博物收藏家罗斯柴尔德勋爵(Walter Rothschild)的注意,并最终促使日本人胜间田善作来到海南进行采集。

  据中国社科院边疆史中心研究员房建昌介绍,最初来到海南岛的是伊藤伊吉,此人热衷于日本的对外扩张,先后到朝鲜和俄国远东活动了一段时间。

  1879年春,他想办法在海参崴混上俄舰纳希莫夫号,随着这艘俄国企图派来侵占海南岛的军舰来到海南岛,随俄军调查了海南岛的港湾和水路,还骑马进入了中部山区。

  回国后他与胜间田善作邂逅,谈了海南岛的美好和对海南岛的垂涎,并劝诱胜间田去海南岛活动。

  恰好此时在横滨经商的英国自然学家Alan Owston获悉怀特赫德在海南收获颇丰,正在物色人选赴海南采集标本。

  于是,胜间田应聘于1896年7月24日来到海南岛,为罗斯柴尔德(在上海被称作安罗洋行)搜集珍鸟奇兽8年之久,也就此开始了胜间田家族在海南长达半个世纪的间谍活动。他以海口为驻地,足迹遍布海南岛各地,采集、制作了大量动物标本。由于行为不轨,他曾在山中遭土人袭击,至死身上还留有5粒子弹。

  据海师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主任王裕秋介绍,胜间田家族在海南岛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为英国人采集标本是其第一个阶段,经过多年的鸟类剥制工作,他筹足了资金开始经营药店,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王裕秋表示,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当时的日本学者多利用他收集的标本,研究海南岛的动植物。例如,在鸟类方面,日本鸟类学家蜂须贺正在研究了日本各地所藏胜间田的330件海南标本之后,于1939年发表了海南岛鸟类目录,并指出在全部鸟类的283种中,有67种(包括亚种)是海南岛的特产。

  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不仅有日本学者研究,也有美国学者研究。当时纽约自然博物馆的J.A. Allen就曾通过胜间田的标本研究过海南岛的哺乳类动物。

  王裕秋认为,综观胜间田家族在海南的全部活动,真正让其声名大噪的并非标本制作和药店经营,而是其对海南进行的大量间谍活动。正是因为这种所谓“功绩”,让胜间田善作1940年死去当天即被日本王室追授勛五等瑞宝勋章。

  海南岛鸟类区系的特异性,较早时期的我国科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特异性导致海南岛有些鸟种是全国独有的。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和海南柳莺3种,特有亚种53种。

  “作为一个岛屿,海南岛有着形成特有物种的绝佳条件,但海南是个年轻的岛屿,直到6500万年左右才与大陆最后一次分离,所以特有鸟种并不多。”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科的李飞介绍说,由于海南岛与大陆分离,千百万年的漫长演化过程,让海南岛的鸟类区系有了自己一定的“个性”。

  香港嘉道理驻海南保育主任卢刚表示,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一共3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南柳莺,海南鸟类特有亚种一共53种,包括鹰雕、白鹇、绿皇鸠、领角鸮、夜蜂虎、粟啄木鸟等。

  著名鸟类学家寿振黄、郑作新和谭耀匡都对海南岛的鸟类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分析了海南鸟类区系的组成和特征。

  他们提出,海南岛的鸟类区系与广东大陆和台湾既有很大的相似性,又有特殊性。台湾的特有种类较海南岛的为多,说明海南岛鸟类的分化不如台湾突出,也说明海南岛脱离大陆较台湾岛为晚。

  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徐龙辉对此说表示赞同。他解释:“海南岛和台湾岛一样是大陆岛屿,深受大陆影响,与孤立于海上的海洋岛屿不同,动植物与原来相邻的大陆有密切联系。但是在地形上由于海峡相隔,所以动植物又有独特之处。”

  海南的鸟类都是富于热带、亚热带雨林成分,以果、虫或花蜜为主要食料,与两广、闽台、滇南等地有很大的共同点。

  1983年底,徐龙辉等人编著的第一本全面介绍海南岛鸟、兽情况的《海南岛的鸟兽》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被谭耀匡等人誉为“一本及时的好书”。

  据徐龙辉介绍,截至写作该书前,他们在海南岛共采集到繁殖鸟类204种,其中有159种与福建、两广沿海区域相同,相似百分比为73.3%;与滇南有155种相同,相似百分比为53.2%;与台湾有82种相同,相似百分比为44.6%。

  海南岛与台湾岛鸟类相似度相对较低有3个原因:一是台湾岛形成的时间比海南岛长;二是琼州海峡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如台湾海峡,鸟类飞越的难度要低一些;三是台湾处于较高纬度上,热带的自然条件减弱,与海南岛有一定气候差异。

  “由于海南岛与大陆隔离已有相当长时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海岛,故此自然环境逐渐变化,成为一个独立的亚区。”徐龙辉认为,海南岛有一些特有鸟类,如海南山鹧鸪等未见分布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而鸟类中的棕腹隼雕、橙胸绿鸠、盘尾树鹊、灰喉针尾雨燕等全国也仅有海南存在。

  此外,还有不少种类在海南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亚种。如鹰雕、蛇雕、白鹇、厚嘴绿鸠、绿皇鸠、珠颈斑鸠、噪鹛、领角鸮、斑头鸺鹠、长尾夜鹰、红头咬鹃、夜蜂虎、粟啄木鸟等50多种。

  “所有这些独特的亚种,除极少数外,都是具有比其他地区体型小或羽毛颜色深、浓的特点,其中两种条件同时具备的也几乎有三分之一之多。”徐龙辉说。

  “山鹧鸪,尔本此乡鸟。生不辞巢不别群啼到晓南人惯闻如不闻。”大诗人白居易一首《山鹧鸪》脍炙人口,也让山鹧鸪这种鸟更加闻名遐迩。

  海南深山还有一种养在深闺人少识的特有山鹧鸪:海南山鹧鸪。此鸟的栖息地主要在海南岛的热带雨林和山地常绿林,包括尖峰岭、霸王岭、五指山和吊罗山等主要林区。

  目前,有关海南山鹧鸪的野外种群数量仅有零星调查。海师大教授梁伟等人估计,其野外种群不超过1万只,很可能比这一数量少得多。因此,海南山鹧鸪已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还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国际自然保护同盟IUCN还把它列入保护行动计划,并建议作为海南物种保护的旗舰种。

  第一个采集到这种美丽鸟类的是Tetsu,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文名字,但他的身份却一直是个迷。

  “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国籍。”李飞说,Tetsu是海南鸟类发现史上的神秘人物,除姓名及采集的无数标本,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从他名字的发音以及采集标签上的日文不难断定他是一个日本人,但奇怪的是,20世纪很多对海南鸟类有过研究的日本学者却统统认为他更可能是个中国人。

  1868年,到访海南的第一位鸟类学家史温侯(Robert Swinhoe)来到黎母山脚下,或是时间有限或是公务缠身,他未能继续深入考察海南的山地雨林,错过了海南3个特有鸟种的发现。23年后,受雇于德国商人B.Schmacker的Tetsu来到海南岛,为前者带去了40余种鸟类标本,其中就包括海南山鹧鸪。

  这件1891年12月采自黎母山的海南山鹧鸪雄性标本,辗转到达了对中国鸟类颇有研究的英国鸟类学家F.W.Styan手上,Styan第二年便发表论文将海南山鹧鸪公布于世。就这样,海南第一个特有鸟种诞生了。

  “海南孔雀雉是珍稀濒危雉类之一,是海南特有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据海南师范大学汪继超教授介绍,它们是热带雨林雉类,栖息于海拔150-1200米的山区,主要分布于霸王岭、尖峰岭和黎母山等林区。

  据李飞介绍,海南孔雀雉的发现比海南山鹧鸪晚了12年。遗憾的是,第一个标本的采集者是个不折不扣的日本人,一个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胜间田善作。

  1902年到1906年,胜间田善作受雇于英国博物学家Alan Owston,长住海南岛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5年间,这个日本人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海南岛。1903年,就在他首次来到五指山时,就幸运地采集到了孔雀雉。这种海南最神秘的鸟类“避开”了山脚下的史温侯、密林中采集蜗牛的Tetsu,以及先一步造访五指山的年轻博物学者J.Whitehead,却最终未能逃过胜间田的眼睛。

  这个孔雀雉标本后来被Owston送达英国著名动物学家Rothschild手里,后者在1906年将其定为世界新种。

  由于与中国大陆的灰孔雀雉在外型上极为相似,海南孔雀雉命名后不久就又被众多鸟类学者们归入灰孔雀雉的亚种。

  2004年,原省林业局、海师大等单位合作,通过DNA测序和分子遗传标记等科学手段,发现海南孔雀雉和灰孔雀雉的遗传距离为3.1%,超过了鸟类种与种水平间的遗传距离的范围,应为独立的物种。

  这一研究成果于2008年被发表在国际动物学权威杂志《Zoological Science》(《动物科学》)上,得到国际公认。该论文提出,经过长期独立进化,海南孔雀雉和灰孔雀雉的遗传距离在过去数百万年间差距越来越大,约于440-600万年前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种类。

  海南柳莺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小鸟,黄橙橙的羽毛,脆生生的啼声,惹人怜爱。这种鸟栖居在海拔600米以上的森林中,已被列入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是全球性易危物种。

  “百年前的标本采集者也许和现在的观鸟人面临着共同的难题,那就是如何用自己的瞄准器锁定树上那些可恶的柳莺。”李飞说,也许正是由于它们的小巧活泼,外国采集者们在海南收集到的柳莺标本并不多,虽然他们发现了黄梅柳莺、淡脚柳莺、双斑绿柳莺、华南冠纹柳莺,却没有猎到海南柳莺。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海南迎来了中国鸟类学者的考察。1962年4月20日,第一只海南柳莺在吊罗山被采集并保存于中科院动物所。“虽然标签上没有鸟种名称以及采集者的姓名,但至少能确定采集者是位中国人。”李飞说。

  可惜采集者并不代表发现者,26年后,这件“躺”在中科院的柳莺标本被瑞典学者Per Alstrom与Urban Olsson注意到。他们通过对比多个标本馆中产于海南的柳莺,并且亲自踏足尖峰岭考察,最终在1993年将海南柳莺确定为新种并发表,第三个海南特有鸟类终于诞生了。

  “其实,海南岛还演化出众多其他地方见不到的特有亚种,它们也都具有继续分化成独立物种的潜力,同海南孔雀雉、海南山鹧鸪与海南柳莺一样,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与保护。”李飞如是说。

  据不完全统计,那些曾经在海南的天空留下美丽倩影的440多种鸟儿中,上百种已经从在海南岛观鸟的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其中,包括被誉为“世界最神秘的鸟”的海南鳽、首个标本采集于海南的大草莺和姿态蹁跹的鸟中仙子灰鹤。

  “海南是观鸟的天堂。”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董事白理桃曾这样对海南日报记者说。然而,他也曾忧虑地表示,百多年前史温侯时代采集的海南的鸟儿,现在已经有很多看不到了。

  这种鸟,只分布在中国,曾数十年不见行踪,迄今它的踪迹只有零星发现,很多曾有分布记录的地方都已杳如黄鹤。

  这种鸟,又因其昼伏夜出,人类迄今对其野外繁殖情况一无所知,因而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

  “以海南命名,如今却在海南岛上几乎找不到了,真是可惜。”香港嘉道理驻海南保育主任卢刚为之叹息不已。

  海南鳽虽然分布地区涵盖大部分南中国,但与海南的渊源很深。除了它的得名,还因为它的历次发现、失踪、再发现、再失踪的过程,多与海南有关。

  1899年,英国科学家John Whitehead深入海南五指山区,在全球首次发现并采集了海南鳽。这一模式标本后来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直到今天。

  此后,海南鳽仿佛失踪了,人类在数十年里都没有再采集到这种鸟的标本。直到1960年代,北京自然博物馆和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在海南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寻找,才在白沙、乐东尖峰岭各获得1个标本。

  “每次我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总会遇到外国学者询问此鸟的踪迹,但每次都使他们失望。”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高育仁回忆说,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海南鳽的踪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1月,高育仁在粤北车八岭保护区终于见到1只海南鳽幼鸟标本。同年

  7月,广西大学教授周放在广西上思县凤亭河库区也意外地发现海南鳽。这推翻了“海南鳽灭绝”的观点。

  此后,随着了解关注、参与寻找的人越来越多,观测技术越来越发达,海南鳽的神秘身影也纷纷在湖南、浙江、贵州、江西等地得到零星发现。

  2009年5月3日,一只海南鳽雏鸟在南宁动物园顺利破壳而出,这是世界上首例人工饲养、人工孵化的案例。该动物园如今已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海南鳽种群。

  大草莺同样是在海南被第一次发现,同样是首次被发现后就在海南杳如黄鹤,长期失踪至今。

  “大草莺与海南鳽的故事有几分相似,同在19世纪末在海南被发现,随后又皆默默地从这个海岛消失。”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科研监测科的李飞说。

  去年李飞曾在国内观鸟的权威杂志《中国鸟类观察》上发出一道“通缉令”,向鸟类爱好者征求在海南观测到的大草莺的踪影。“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观鸟者帮助在海南岛找回大草莺。”他说。

  李飞介绍说,当海南鳽还不为人知的时候,Tetsu就在海南发现了大草莺。1891年,在上海居住的茶商B.Schmacker派遣助手Tetsu来到海南岛。虽然主要的任务是采集贝类,但Tetsu凭借出色的眼力与枪法,顺带收集到40种海南鸟类的标本。

  第二年,Schmacker将Tetsu采集的标本送到了鸟类学家Styan手上,Styan查看这些标本后马上对已有的海南鸟类重新进行了整理,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草莺及海南山鹧鸪等5个世界新种。

  1899年,John Whitehead在五指山发现了世界上第一只海南鳽,同时也记录了海南最后一只大草莺。幸好如同海南鳽一样,鸟类学家陆续在海南岛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大草莺。鸟类学者们对比了这些东南亚各国的标本后,在20世纪初将其统归为一种,认为分布于印度次大陆及南中国的大草莺是同一鸟种。

  直到2010年,鸟类学者Paul Leader及其团队重新对比并分析了大草莺的所有亚种,根据鸣声、身体结构及羽毛的分析,以及基因序列的比较,最终提出在南中国与印度次大陆出现的大草莺实属两个不同的种类。于是,分布于南中国的大草莺被重新提升为一个独立的物种:中华大草莺。

  为了方便观鸟者找到大草莺,李飞介绍了可能发现大草莺的地方。他认为,中华大草莺喜欢栖息在山区200-1000米的草地及低矮竹林生境,而这种生境在海南并不少。

  “羡尔瑶台鹤,高栖琼树枝。”李白一首咏鹤诗,至今脍炙人口。自古,鹤类就因其美丽而优雅的姿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当成人间仙物。松龄鹤寿、仙鹤等提法常常见诸笔端。

  李飞介绍说,在海南,鹤也曾是冬日里引人瞩目的鸟类。每年,它们会在农历11-12月来到海南,并在岛北平原地带的稻田、河边、湖畔及沿海沙滩觅食和栖息,春节后才陆续北飞。

  1868年,海南岛迎来了第一位鸟类学家史温侯的造访。走在岛北平原的他看到了数百只在田中取食田薯的灰鹤,并记录在他的考察报告中。自此,灰鹤成为海南岛第一种被科学记载的鹤,也是唯一的一种。

  灰鹤是中国人较早认识的一种鹤,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在中国古书记载中又称元鹤、玄鹤。古人认为,鹤是长寿的象征,年岁长达数千年。

  虽然海南的地方志中对动植物的记载不够详细,但在物产里大多都会提到鹤。例如,《崖州志》记载:“鹤,白色,千岁变苍,又千岁变黑。惟黄鹤最大,青鹤颇小。《罗浮志》又粤中少鹤,惟琼州则玄裳缟衣,丹顶。其余灰鹤居多。又有蓑羽鹤。”

  “由此可见,当时海南不仅有鹤,或许还不只一种。”李飞却从中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说,《琼山县志》中记载了很多当地鸟类的名字与故事,还有鸟类的叫声、行为甚至种群数量等,史温侯引用了其中的论述,称“海南曾有大量灰鹤”。

  曾有幸在海南看到灰鹤的博物学家不只是史温侯。1882年,牧师B.C.Henry穿越海南,后来他在游记《岭南》中,多次提到路途中见到的鹤。例如,他说自己在海南乘渡轮过一个小海湾时,看到成群鸟儿飞了起来,其中就有四五只鹤类盘旋在渡轮上空。

  李飞认为,Henry虽是牧师,其实对动植物都较有了解,对鹤的辨认应该也很准,可惜未指出具体鹤种,“大概就是指最常见的灰鹤了。”

  到20世纪,海南岛的灰鹤只剩零星的标本记录。1964年,两只在临高被采集的标本,是海南岛最后被发现的灰鹤。从此,海南再无鹤影。

  “也许是气候变化、繁殖地出了问题,但岛北土地利用的变化、过度的捕猎必定也是造成鹤类消失的重要原因。”李飞希望,有一天观鸟者能在海南再次看到鹤影,“否则,每年冬天在岛北平原,群鹤的回归,带着鹤鸣飞过头顶后落在身边农田的情景,将成为老人们永远的回忆。”